1964年，刘慎谔骑着毛驴在西北检查治沙试验工作。沈阳生态所供图

今年6月17日是第30个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。国家林业和草原局（以下简称“国家林草局”）发布数据显示，目前我国“三北”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（以下简称“三北工程”）已累计治理退化草原12.8亿亩，森林覆盖率由1978年的5.05%提高到13.84%。

三北工程启动于1978年，工程规划期限73年，到2050年结束。三北工程咨询专家组副组长、中国工程院院士、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（以下简称“沈阳生态所”）所长朱教君指出：“不管是美国还是苏联，它们的防护林工程都坚持不了这么长时间，我们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纪录保持者。”

回望这项声势浩大、旷日持久的生态工程，不得不拜服中国人“敢教日月换新天”的精神气魄。但也需铭记，这份气魄的底气来源于坚持科学规划、科学管理、科学评估。以中国科学院为例，几代科研人赓续接力，钟情一生，为这道“绿色长城”添砖加瓦。

一项前所未有的壮举

西北、华北、东北，简称三北地区。这里曾孕育出灿烂辉煌的华夏文明，也集中分布着八大沙漠、四大沙地，一望无垠的沙漠、戈壁形成了一条绵延万里的风沙线。

历史上，我国森林覆盖率一度高达64%，但经过人类数千年的开发利用，在近代又被列强掠夺，到新中国成立时，森林覆盖率已骤降至8%。

“生态环境是一个国家社会发展的基本盘。”朱教君介绍。1954年，沈阳生态所的前身——中国科学院林业土壤研究所（以下简称“林土所”）正是为服务东北及邻近区农林生产事业而建立的，一大批农林专家从全国各地来到这片黑土地。

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我国北方曾兴起植树造林的热潮，但这些局部的造林活动并没能阻止环境恶化的脚步。内蒙古的沙漠戈壁由1960年的1.1亿余亩扩大到1977年的1.6亿余亩，增加了45%。

国际上，美国和苏联都曾对自然资源进行过度开发利用，导致沙尘暴等恶劣天气肆虐，经济损失严重，不得不开展生态修复工程。美国大平原林业工程持续了8年，苏联斯大林改造大自然计划防护林工程持续了15年。

而中国的三北工程从一开始规划即到73年之后，并且目标明确——使三北地区的生态环境得到根本好转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根本改善。

出台这样宏伟的计划，从一个侧面说明，摆脱三北地区的生态困境绝非一朝一夕之功。

数据显示，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初，三北地区有670多万公顷的土地沙漠化，良田被毁、草场沙化，水土流失严重。据测算，每年流入黄河的16亿吨泥沙中，80%来自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，相当于每年有2800万吨氮磷钾肥流失。因此，三北风沙带成为中国的贫困带，羊没草吃、人没水喝，甚至连烧饭的柴火都捡不着。

沙进人退，何谈国富民强？

于是，一次前所未有的伟大壮举在三北大地上付诸实践。它不仅是一项生态工程，也是一项民生工程。

开创“沙地樟子松防沙治沙”先河

三北工程东起黑龙江、西至新疆，东西长4480公里，最初规划范围涉及13个省区市，占我国国土面积的42.4%，可谓“半壁江山”。

当时，国家安排一期工程7年投入的专项资金达到5000万元。在1978年，5000万元大约相当于5万个家庭一年的总收入。这对国家财政来说已是一笔巨款，但对建防护林来说，缺口仍然巨大。

朱教君的老师、沈阳生态所研究员姜凤岐回忆：“三北工程一期的造林任务是1000万亩，相当于每亩地只有5元。如果按照农田防护林学要求的每亩166株树计算，摊到每株上只有3分钱。”

可以说，从国家到基层，都是“咬着牙也要上”。

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，首先要解决种什么树的问题。

栽什么树最容易呢？姜凤岐表示，当时首先选定的是好栽易活、长势快的杨树，可在短时间内发挥较好的防护作用，群众也最为熟悉。但杨树寿命较短，少则十几年，多则三五十年，单一栽种还易发生病虫害。因此，林土所提出，可将杨树作为先锋树种，再配置一定比例的其他树种。

实际上，早在1953年，林土所建所元老之一、林学家刘慎谔就率队在科尔沁沙地东南缘（现辽宁省彰武县章古台）建立了治沙工作站，并提出将天然分布在大兴安岭西麓、呼伦贝尔草原过渡带上的沙地樟子松，引入此地防沙治沙的想法。

1955年，林土所科学家将6508株2年生樟子松苗和3889株1年生樟子松苗，从它们的故乡大兴安岭“南移”8至9个纬度，引种到章古台，联合辽宁省章古台固沙造林试验站进行造林试验，一举成功，开创了我国樟子松固沙造林的先河。

如今，挺拔的樟子松扎根于科尔沁沙地，枝繁叶茂、生生不息，变“沙进人退”为“绿进沙退”，作为三北工程重点树种大面积推广，被誉为“治沙功勋树”。

而在朱教君心目中，樟子松不仅拥有傲人的历史，也享有辉煌的未来。他说：“樟子松耐寒、耐旱、耐贫瘠，未来仍然是三北工程的主力树种，没有之一。”

三北工程的首本“教科书”

除了树种问题外，还要解决如何种、种在哪里的问题。

姜凤岐介绍，由于三北地区普遍干旱，而人们生活的村庄、河堤、农田附近水土条件较好，也易于管理管护，于是三北工程一期就将突破口放在了路边、河边、农田四周，“实践证明这是一项非常明智的选择”。

“风沙挡了，村子美了，柴火有了。”这是老百姓对农田防护林的评价。

这一思想，林土所已实践多年。

1960年，林土所成立了由林学家曹新孙领导的我国第一个防护林课题组。此后，他们又创造了多个国内首次：建立我国第一个农田防护林试验站；组织我国第一次全国性防护林学术会议；形成“东北西部内蒙古东部四省区农田防护林营造技术试行方案”，并由原林业部作为林造防字第1号文件下达执行……

一进林土所便加入防护林课题组的姜凤岐，幸运地成为这些“首次”的见证者。他清晰地记得，1963年清明节那天白雪飘飘，大家穿着棉大衣，冒雪运送油松幼苗，并组织群众造林。为了防止人畜和野兔破坏，课题组绞尽脑汁，千方百计保住了这片试验林。

最终，按照曹新孙“中间林带”的设计思想，他们成功营造了我国北方沙土地区第一片针叶树农田防护林。到三北工程启动时，这片林带已基本成形，曹新孙关于农田防护林学的学术思想也逐渐成形。

历经3年多的编写工作，1983年，曹新孙主编的《农田防护林学》正式出版。书中全面介绍了农田防护林规划、设计的方法和步骤，提出了各区域的树种选择和搭配，是一本名副其实的防护林学开山之作。姜凤岐认为，该书在我国“首次把农田防护林研究提升到一个独立的学科水平”。

回忆起曹新孙，姜凤岐始终难忘恩师引石铺路、无私奉献的赤子之心。曹新孙早年留学法国，法、英、德语融会贯通，回国后翻译外国文献多达200余万字。他却没有出版译著，而是将这些资料以内部材料、讲义等形式倾囊相授。

（未完待续）